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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观察家一直面临的最痛苦的挑战是如何解读中国。《变革中的中国治理：2011—2021》一书，就是尝试用外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为他们解读中国。书的作者是沈联涛（马来西亚籍“中国通”）与肖耿。所有文章选自他们十年来发表在《报业辛迪加》对中国与世界的政经评论。所以这本书的内容最先是英文，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根据作者自述：“我们写作的挑战是用西方英文世界的语言、理论与场景来解释正在中国发生的故事。中国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们的解释与叙事读起来很简单、很合理，也比较客观。但是，我们在这本书里解释中国的框架、方法与立场同西方媒体与学术界的主流解释不太一样，也与中国大陆的主流解释不尽相同。我们用了不少的精力试图用西方读者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更客观、更全面、更实质性地去了解一个生动、复杂、充满矛盾的中国”。(“序言”P7，此页码为《变革中的中国治理2011—2021》一书对应内容出现的页码。下文同。)

全书将所有的89篇时评文章归类成七大部分，分别是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的未来、变革中的治理体系、宏观经济的矛盾与逻辑、城市群的兴衰、数字经济的崛起、大国博弈的危与机、看不见的全球秩序调整等。通过对上述内容的描述和探讨，重点分析了中国这十年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机遇、源头及发展趋势，也记录了作者对中国与世界在过去动荡的十年间相互影响的观察、思考与解释。阅读下来，发现本书视野还是相当开阔，努力将东西方思维框架加以融合，很多专业、独到的见解，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多维度观察中国治理的方法。当然，由于本书文章都是许多年前发表的政经时评汇集，所以今天读起来在系统性、时效性方面有所欠缺，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一本有体系的学术研究著作，而只是一本书名很宏大的政经评论集。再加上书中不少时评受当时发表篇幅所限，不少观点都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没有展开。

《变革中的中国治理：2011—2021》

[马来西亚]沈联涛、肖耿 著

四十多年来，中国致力于将其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开放的市场经济。工业取代农业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服务业也开始崛起；在技术方面，中国也从“山寨”转变为创新者。中国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靠什么来实现？书中分析指出，中国并没有通过西式的“私有化”来实现这一结果。中国以长期、务实和因地制宜的决策方式挑战了传统的西方治理框架。中国的决策层受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会用系统性思维来应对现实中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序言”P3)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构建一个更高效的、越来越多由服务业推动并更受市场和法治约束的经济。(P010)中国治理的特色之路就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抄一路，学一路。(P048)运用邓小平所描述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通过试验、适应与演进，（P015）进行研究、评估、实验和执行，执行后进行反馈，继而重新开始，成为一个循环。所以中国的开放、学习、适应、竞争、合作的发展论是真正的复杂经济学。(P048)

中国共产党并不以西方自由民主治理模式为基准来考评自己的制度建设。（P011）而西方流行的经济思想认为，政府应该尽量不要干预市场。由于本书的作者本身就是资深的经济学家，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很多经济学家现在用的模型完全是一张白纸。华盛顿共识绘制一张蓝图，以为每个国家都可以套用，基本都是实行减税、自由市场、小政府、实际利率。但其实不然，通过多年的市场经验，作者看到很多国家的历史、文化、结构、制度都不同，所以采用简单的自由资本论指导经济，会对这些国家的政策造成很大的问题。（P039)实际上，对中国领导精英来说，从概念上到实践中，政府是否能够及应该与市场分开都是个问题。几千年来，国家控制一直是中国默认的治理战略。（“序言”P2）

在总结中国治理经验时，作者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中国于1979年启动其经济改革时，允许经济特区和地方当局对出口产业进行现代法律、行政和物流上的实验性实践，其中包括在公共设施和运输上的投资。各地政府在外商投资上的激烈竞争使得商业环境得到巨大改善，每个城市的官员都被赋予了调动当地资源来创造GDP和就业机会的责任，他们所得到（并将持续下去）的回报就是凭良好的绩效得以晋升。（P058）中国从零开始发展出一个现代政府服务系统的成功经验，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外国投资者认为与中国政府打交道要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打交道要容易得多。(P059)中国政府服务供应链也充分受益于精英主义的人力资源使用传统。在地方政府、部门或国企具有大量成功经验的官员被特意提拔并调动到那些欠发达地区，以传播先进方法、科技知识以及最佳实践经验和办事效率。中国的经济成就反映了深植于其政府机构内部的行政及市场经验。中国的市长就是本地经济的首席执行官，他们不仅负责市场发展，也负责社会稳定。(P058) 

究竟什么是良好的国家治理标准？是单一的还是多元的？作者在书中回答道：在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国家治理体系必须确保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不仅能够迅速决策来解决不断积累的长期结构性经济社会问题，还可以确保政府问责。这才是我们正确评估中国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的标准，而不应该仅以从传统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导出的期望为标准。事实上，西式国家治理体系早已不再是其鼓吹者一直以来所宣称的国家治理“金本位”。西方民主国家正面临严重的来自内部的民粹主义的威胁与挑战，并催生了贸易保护主义等危险的政策偏向。(P096) 而中国改革的历史一再证明其越来越市场化的经济体的耐久力和适应力。如今，它必须再次证明这一点，靠的就是通过改革与开放来确保其“新常态”发展具有可持续、包容、创新及稳定的特征。(P081)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能够存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几代领导人能够果断持续地直面并纠正各种市场及政府失灵。进一步提高政府问责的新措施对于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将提升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国际上的竞争力。(P098) 

作者在书中批驳了华盛顿方面已经形成的关于中国的两党共识：即美国面临着一个操纵贸易、极权、盗窃知识产权的对手，并在战略上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因此中国必须受到惩罚。作者指出这个共识与事实不符，而中国的成就与贡献应该得到理解及承认。近几十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绿色发展及创新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八亿中国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从中国以及世界发展经验看，这一成功主要来自当局务实及灵活的决策方法，即不断试错并及时调整政策。(P099)

在40年的改革中，中国长于“干中学”，并用充满活力的市场作为价格信号和解决问题的指引。中国还进行了大胆的政策实验，如建立经济特区。最后中国还坚持不懈地努力融入全球经济。(P154) 但作者也在书中写道，中国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腐败、污染、不可持续的地方债务、“鬼城”、影子银行、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政府对经济的过度控制等。（P200）书中以此对中国提出了忠告，要求未来警惕这四大陷阱：首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人均年收入已达9000美元左右,仍远低于世界银行所设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12000—13000美元）。过去半个世纪中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这一跃升。主要原因是成为高收入国家需要一整套完善的现代制度体系来界定个体的权利和义务、促成市场交易和非市场互动，并通过一套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来实现法治。40年来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建设与完善这些现代制度，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次，中国可能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老牌强国(修昔底德时代的斯巴达，现在的美国）担心崛起的力量（当时的雅典，现在的中国）时，很难避免战争。美国政府以贸易手段针对中国，显然是意图遏制中国获得市场和技术，这导致战争风险上升；第三个潜在陷阱是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金氏是马歇尔计划的设计师，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国际秩序的崩溃是因为美国没有提供与其世界主宰性强国的地缘政治地位相符的全球公共品。(P152)如果未来中国也是如此的话，就会再度爆发混乱，特别是在美国收缩其全球领导力的时候；最后是气候变化陷阱。一般而言，高收入国家，特别是主要强国，消耗的资源比例也特别高。如果超高的资源消耗发生在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和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人口大国，问题就会很严重。因此，中国领导人有了一项义不容辞的新任务：支持国际合作，采取环境可持续的前瞻性政策。要避免这四大陷阱是极其困难的。中国模式是否能够引领中国进入高收入阶段将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人才、竟争、公共服务和问责，而中国在过去40年恰恰曾经有效管理过这四大因素。(P153) 

作者对美中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观察得尤为精准独到，具有前瞻性。他们指出：如今，美国人在很多方面都无法达成共识。然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一致认为，中国代表着对美国及美国长期以来领导的国际秩序生死攸关的挑战。美国内部的分裂与对外妖魔化中国的趋势相结合就使得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日益不可避免，甚至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P272)美国对中国高度集中的治理制度感到不安并开始向中国施加压力。这实际上是中国在过去40年中第一次面临国家安全方面的重大外部冲击。今天的风险是，美国对华鹰派所采取的日益强硬的“美国优先”方针会刺激中国自身的强硬派将加强国家安全置于继续改革开放之上。(P245)